[转帖]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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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到底有多低？看一下代表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院士就一目了然了。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也就是说，院士是法定的学术权威。可实际上，抛开这些院士的道德水平不提(详见笔者“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系列文章)，他们的学术水平之低，完全可以用“难以置信”四个字来概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国藩领导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项目，它曾在1998年被两院院士推举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首项。可是，这项代表着中国科学最高成就的研究成果，其论文竟然只能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只有0.5，也就是相当于“学术垃圾”的刊物上。如果说这个项目本身只能说明洪国藩院士个人的学术水平的话，那么两院院士推选这个“成果”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第一名则说明了中国院士的整体水平：他们比洪国藩还要低。
　　
　　另一个能够说明中国院士学术水平的例子出现在2003年。当时，非典瘟疫肆虐中国大地，对病原菌的鉴定成了非典防治的关键。本来，对於搞传染病学的人来说，病原菌的鉴定工作虽然说不上简单容易，但却可以说是已经程序化了。加上研究方法的改进，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人都应该能够胜任此类工作。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结果，他把冠状病毒误认为衣原体，从而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及政府的防治政策引入了歧途。这个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不仅如此，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物材料面前，中国的院士连像样的关于非典的科学论文都没有发表一篇，倒是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上一会儿吹嘘找到了“非典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会儿又叫嚷“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实际上，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的话说就是：“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
　　
　　其实，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并不奇怪。因为从整体上说，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大抵相当于欧美国家三流科学家的程度。这一点，连中国的院士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2001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谈到“有人认为，中国院士的总体水平恐怕连美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这个问题时说，“很难把不同国家的院士水平进行比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优秀学者。”(张其瑶：许智宏谈中国院士水准问题)。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也说：“国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院士水平不高，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院士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其次才是国际影响。对前者，外国人是无权评论的。”(欧阳斌：中国学术纯度加剧下滑)。
　　
　　不过，这两位院士强调的中国院士的特殊性，很难让人信服。首先，把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与国外院士进行比较有什么难的？难在哪里？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开发和探讨，是全人类参与的智识竞赛。就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样，哪个国家的运动水平如何，通过奖牌的计算一般就可以立见高低。而在学术界，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比赛在时刻进行，怎么能说很难比较呢？其次，如果一名院士的标准仅仅是“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那实际就是在承认他对世界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而一名对世界科学没有什么贡献的科学家，又如何能够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那不就是所谓的低水平重复吗？第三，就算这二位院士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伴随着“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国院士人数剧增，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反而大幅度下降呢？
　　
　　实际上，如果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话，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一流实验室的研究生的水平就要相当于中国的几个院士。(苦口药：一个留美科学家的学生相当于几个中国的新院士？)。2004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人，若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标准来衡量，目前复旦大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他自己“可能”够得上副教授水平。(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即使如此自我贬低，很多人还是认为王院士高估了自己。
　　
　　中国科技水平的高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和获得200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项目，其技术基础均来自国外。这些成果不仅科学成分极少，即使是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也不是很高。“神州五号”上天反映更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科技实力。这一点，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并不否认。比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陈怀瑾说：“从技术和应用上来说，载人和不载人航天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庄逢甘说：“往返技术怎么做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争论很大，中国到底是走英法的路子，还是走俄罗斯的路子？做了大量论证之后确定了载人飞船。”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梁思礼说：“神舟飞船可以壮国威，体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的是中国整体的航天技术实力。在单项上，中国和美俄比还有差距。”(吴珊：神舟 你有多少含金量？)。也就是说，神州五号上天的象征意义大於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於科学意义。它的关键技术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是国外的。
　　
　　除了上面这些，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还可以从中国的大学反映出来。据认为，中国的顶尖大学，也就是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位於200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是一流。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武书连、吕嘉、郭石林：2004中国一流大学评价揭晓 15所大学入围)。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2002年中国的物理学在世界上82个国家中居第66位，与新加坡、白俄罗斯、古巴不相上下。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为第551和552位。靠在国内刮起SCI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学论文总数在1992-2002年间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675位。(缥缈孤鸿：可怜的中国物理！可怜的科大、北大、南大、复旦、清华！)。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
　　
　　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1999年，教育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於每年评选出的论文以百篇为限，因此当选的论文被称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论文能够当选，不仅博士本人能够得到教育部颁发的数十万元科研经费，对其所在学校也是巨大荣誉。什么样的论文能够入选呢？根据评选标准，它们必须“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按道理说，中国每年授予数万个博士学位，百里挑一，总应该挑出几个像样的吧？可结果是，清华大学的一篇入选论文被国际学术界一致评为“质量确实很差，在理论上基本是错误的，也没什么应用价值”。(李丽萍：质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入选作品)。这就是中国科学的未来。
　　
　　很显然，想要依靠水平如此低下的学术界来承担振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重任，无异于赶鸭子上架。鸭子当然上不了架，所以它们只好呱呱乱叫，瞎扑腾。

三 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不是政府投入过低

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是中国的长年痼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科学家除了在少数领域，如国防科学，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外，其他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的成果大概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一项。(王渝生：中国科技百年)。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呢？
　　
　　毋庸否认，学术腐败是造成目前科技水平低下的原因之一。但上面提到，与其说学术腐败是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倒不如说它是学术水平低下所造成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就曾把中国科技水平低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国家投入不足。即使是现在，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华人科学家几乎还是众口一辞地把中国科技落后归咎于投入过低。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著名华裔分子生物学家吴瑞就在最近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太低”。(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与此相呼应，《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开头是这样的：“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对比--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6，科研经费投入却只有美国的1/20；2000年，中国在生物学相关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到美国学者的4%；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仅有15％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85％的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这篇文章透露，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就认为，“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远少于美国，而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更少。这个投入比例的严重失衡可能是中国高水平产出远少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引文同上)。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从 1995年“科教兴国”政策实施以来，以及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可以说是成番论倍地增长。目前，不论是就资金的绝对总值，还是就相对购买力而言，中国的学术界都可以说是相当富裕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实验条件和研究经费，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足以使对方自叹弗如。按绝对值来计算，美国的科研开发(R&D)经费总额确实比中国多出大约18倍，在2002年达到2762亿美元。但这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的企业界，而联邦政府的科研预算中，用于军事研究的经费超过一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2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四分之一，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这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来自政府部门的拨款。由於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官方汇率，因此中国和美国的科研经费总额的真正差距比绝对数值所显示的要小得多。另外，美国科研经费的大部分用于人员开支，而中国科研经费中，这方面的支出除了各单位允许的个人“提成”之外，可以说微乎其微。(中国政府在2002年还支付了约700亿元人民币的科技三项、科技事业等费用)。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科学家所得到的科研经费比美国科学家得到的要多得多。
　　
　　从另一方面来说，2002年美国有科技人员470万人，其中超过300万人拥有所从事领域的最高学位(一般是博士学位)。而根据中国科技部的统计资料，2002年中国在县以上科研部门从事科技活动的只有20万人，而在地市级所属科研机构工作的只有4万2千人左右。这20多万人中，能够被称为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只占三分之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是7800，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是15939。即使再加上高等教育界的科技人员(2001年为16.8万人年)，中国科技人员的人数也不过是美国的5%到10%左右。如果再考虑到质量因素(人员的科学素质)，其比例只会更低。实际上，根据吴瑞的估计，中国生命科学界具有“高产出率”的科学家仅及美国的1%左右，而根据中国的国情，这些“高产出率”科学家都控制着大笔科研经费。他们每人平均科研经费实际是美国同行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如果承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请问：中国学术界还要国家增加投资，理由是什么呢？那么多的钱，你们想怎么花呢？
　　
　　据了解，那些学术界大户，如中国科学院的院所和进入“985工程”的大学，都有花不完的金钱。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就鼓动自己的属下，在申请科研经费时，要有“大手笔”。(中科院微生物所：陈竺副院长来我所宣布所领导班子组成并作重要讲话)。据报道，浙江大学在过去八年间的科研经费每年以一亿人民币的速度递增，在2002年达到8亿元，位居全国高校第二位。(徐有智、叶辉：浙大实施985工程巨变：科研经费每年增长1个亿)。如果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个数字完全可以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2001年，美国投入研究开发经费最多的10所大学，每所学校的平均投入是6.0亿美元，排名第11-20的学校，平均值为4.2亿美元，排名第21-40的学校，平均值是3.1亿美元)。(见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报告31-316》)。而浙江大学与美国一流大学在科研水平方面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看看这个数字就清楚了：2000年到2002年，浙江大学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总共发表了两篇论文，不到哈佛大学的二百分之一。(哈佛大学2001年科研总经费在美国大学中排在第22位)。中国有些学术单位的钱花不完，就轮番“出国考察”。据笔者所知，有的单位，在得到科研经费之后，只拿出其中一部分委托私人公司替他们做实验，甚至撰写论文，其余的全部私分。
　　
　　显然，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低下根本就不是由於缺钱。也许有人会说，从科技投入到科技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等几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就会出现转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一种托辞，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中国的科技投入从1986年起，也就是所谓的“863计划”启动时起，就呈明显上升趋势。至今，这个计划已经持续了18年。即使是注重于基础科学研究的“973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至今也都有六、七年的时间。但至今，除了杂交水稻项目之外，863计划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科技成果却极为罕见。(参见：赵利：“863”成果览萃)。而袁隆平的杂交稻技术，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863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高技术的应用开发，一般研发周期很短，大约在三、五年时间，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会取代旧技术。在上世纪，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即使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实际可以更短)。而中国科学家在六十年代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两弹”到“一星”的跨越。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家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搞出一些结果呢？
　　
　　第二，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教育水平和研究水平来看，在今后几年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水平仍将处於下滑的势态，这是因为，造成目前这个状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除了资金投入力度会加大之外，学术腐败规模将会变得越深越广，而教育质量和水准会变得越差越低。(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就如同给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服用“人参大补汤”一样，其后果必然是虚火上炎，纵欲过度，精竭髓枯。
　　
　　第三，中国的本土科学家中，至今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不仅如此，目前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的、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未来的十余年内的前景仍旧不容乐观